文/拜喆喆

       当时，大学本科还实行五年毕业制，第四年的时候，刘新宇修读了中文系的双学位，专业名称是“科技编辑”。于是，他比同龄人多在清华停留了一年。6年本科生活中，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所在的男生寝室。电04班的刘新宇和另一位同学与电02班的4位同学混住在一起。作为电机系那一届唯一的“混合寝”，6个哥们有着不同的专业学习方向和迥异的个性。“其实一般的学生都会有点排斥跟外班的同学住在一起。”刘新宇说。而他们六个选择接受这样的安排，就恰恰体现了他们的与众不同，“都是一些挺有个性的人。”他们在宿舍里聚餐、玩牌，宿舍成了楼层里的风云寝室，回忆起当年的场景，刘新宇还是会哈哈哈地笑出声来。

       宿舍生活固然精彩，但在学习的时候，刘新宇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。高中时他不偏科，又恰巧生在一个“理工氛围”的家庭里，父亲是一名工程师。于是他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理科班学习。但这位“理工男”从小喜欢写作，喜欢读一些文化类的书籍。上到大三的时候，刘新宇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——如果这样下去，未来应该是会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，或者进入电力系统度过一生。“感觉不太完美，没有朝着自己的方向走。”他意识到需要有一些改变。

       他现在还清楚地记得自己走向中文系的场景。那天，他和好友们打完台球，骑车从西大操场经过公告栏看到了中文系招收双学位学生的通知。第二天，刘新宇去面试。学生们站满了一个屋子，老师只问了他一个问题：

       “篮球打得怎么样啊？”

       “挺好的，在系里参加过比赛。”

       “行，那你就回去等消息吧。”

       刘新宇回忆完，笑了起来，“我估计当时中文系男生太少，老师需要一个大个子男生打篮球。嗯，萌萌哒。”

       这一年，刘新宇和其他二学位的学生一起学习生活，“慢慢我明白了，忽略情感上的深浅，中文系这帮第二学位的同学气场和我更相符。”刘新宇发现了新大陆，“相比于工程师，我的能力方向会更偏文一点儿。”

       1996年，刘新宇二学位毕业。当时正处在毕业分配政策的过渡期，学校不包分配，但也会提供一些就业的渠道。学生们一边等待系里的消息，一边四处投简历。也正是在那时，他差点成为一名电视销售员——父母当时已经移居厦门，刘新宇想在那里找到一份工作，这样能够好好照顾父母，“找工作嘛，随便找一个就好。”他以清华学生的身份通过了厦华（电视企业）的面试。在这之前，刘新宇也向厦门广电局投过简历但没有得到回复，“厦华是很偶然的决定。”

       那年寒假，在厦门过春节的刘新宇接到了系里的电话，通知他通过了新华社的实习考试。在上一学期，他们全班同学都参加了这个考试，而刘新宇在当时甚至不清楚这个考试是干什么的。“人生中真的充满了偶然！”他感慨。就这样，他凭借着“中文编辑”这一测试项目的优秀成绩进入了新华社实习。他在心里跟自己说，这是一次没有假期的学习。“我当时想在这里一辈子做下去，干出点成绩。”刘新宇回忆道。

       但是，他在9年后离开了新华社。

       来到新华社的第五年，刘新宇在新华社的大院里遇到了几位手里端着茶杯的前辈。“我在他们身上一眼看到了自己的未来。我不喜欢未来这么确定。”刘新宇肯定地说，当时他工作在新华社下属的报纸《参考消息》，这份报刊主要是报道国际新闻，而在刘新宇眼里，“中国的事情我们还没整利索呢，却成天揪着国外尤其美国的新闻报道怎么夸中国，这事儿挺反讽的。”

       当时正值世纪之交，国内存在着许多尖锐的问题和矛盾，比如拆迁问题、医患矛盾，而刘新宇每天的工作是在外刊上收集赞美中国的内容。“这样的工作内容和我进入这个行业的目标相悖”，他想换一个接地气的、与这个社会血脉相通的领域。他来到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任副总编，当时的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影响力与《南方周末》、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比肩，以报道中国时政、社会新闻为核心价值。

       2010年12月6日，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新媒体编辑看到微博上传播的“金庸去世”消息后，用“中国新闻周刊”的新浪微博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条类似内容的微博。因为没有注明转发，很多网友误以为是该周刊核实并且首发的消息，于是大量转发。不久该消息即被证实是假。第二天的编委会上，刘新宇提出辞职：“在座的所有领导，你们都有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，谁也不能说自己没在这个过程中犯过错误。犯错误是常态，而你们现在仍然坐在这里，就说明当年你们的领导也包容过你们。”

       作为领导者，刘新宇有自己基本的管理原则：业内的失误，无论是什么样的失误，做领导的一定不能推诿给下属。在他看来，这一事件的实质仅仅是一个缺乏经验的新人在非工作时间抢了“新闻”。出现这一错误，是新媒体部门的内容审核机制有漏洞，需要改变的是制度，而制度的问题不应该归咎于执行者，应该为此负责的是领导者，也就是刘新宇本人。这是他创建新媒体部门的第16个月，这个部门的第一任CEO刘新宇离开了。“一个单位如果没有对错误的度量，事业是做不大的。”从因为购置苹果电脑提升新媒体产品质量和领导产生意见分歧，再到微博事件的发生，刘新宇意识到，这不再是他想要的事业。

       在刘新宇看来，工科出身的背景是他的优势，他对技术变革能够带给传媒行业的冲击和促进深信不疑，也更有敏感度。他在当时就意识到了一个如今常被业界挂在嘴边的词——媒介融合。2009年8月，他带领一支团队建立起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的网页，短短8个月内，这个网站已经成为传统纸媒网站中的佼佼者，几乎赶上了当时已经运营3年的《财经》杂志新媒体。之后他们还推出了《中国新闻周刊》App应用，当时拥有App的刊物仅有《外滩画报》、《国家地理》、《财经》几家。

       他始终相信技术和媒体的融合能够迸发出新的力量，“我愿意去尝试这样的新东西。”离开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他创办了广义传播，创造一个帮助传统媒体进行新媒体转型的平台，为他们提供半定制式的app模板。这在当时的app热潮中本来是一个绝佳的点子，但是他们遇上了微信的崛起和传统媒体客户的大幅下跌，制作App不再是传统媒体转型的唯一选择，而这些丧失了读者的传统媒体也不再有支付App制作的能力，广义传播转向了微信的开发和为企业提供服务。当这份事业的收入足以保障他的生活水平之后，刘新宇开始考虑为社会做些什么。

       刘新宇偶然进入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却不偶然地接触了大量和留守儿童相关的内容。2012年底，刘新宇在一次北京媒体人的聚餐上遇到了两位公益爱好者。他们说起一个数据：中国34%的留守儿童都有自杀倾向。“我当时以为小数点点错了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“这意味着在中国将近一亿的留守儿童中，有千万级的孩子有极端心理状况。”在心理学的定义中，两种行为属于极端心理状况，一种是自杀，一种是反社会心理，也就是杀人。而在刘新宇的了解中，留守儿童的父母来到城市，不仅仅是为了挣钱，更计划着将来在城市扎根，把孩子接来城市，“也就是说将来这三千万的孩子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。”留守儿童在他眼里不是一些看来遥不可及的人群，他们影响着未来中国城市的图景。

       那么，怎么解决这一人群的心理问题呢？刘新宇的儿子启发了他。一天，他端着pad让爸爸给自己录一段睡前故事。“这是孩子的角度，可能比我们大人自己想的办法有用。”刘新宇召集了媒体行业的名人，启动了“上学路上”公益项目。康辉、陈坤、余志海，从媒体界到演艺圈再到公益人，名人们录好了经过心理学家挑选的儿童故事，把MP3发到留守儿童手中。从物质资助到心理干预，刘新宇先于中国公益一步，进入了一个新的公益领域。聊起公益来，刘新宇的语气从回忆当年的娓娓而谈变得急促兴奋。他下一步的目标是将公益上升到调研的高度，媒体人出身的他邀请了其他有情怀的媒体人以这一题材写成书、拍出纪录片，“多角度的媒体样态加上学者的案例分析，揭示真相给公众看。”而呈现事实之外，他更期待留守儿童现象能够得到法律层面的解决。“做公益，让我更有个人价值的实现感。”

       在刘新宇看来，母校清华大学带给他的最大帮助是，清华提供的双学位机会让他拥有了跨界的状态，“我是身边文艺青年中最理性的，又是这些理性的人中会写字的那一个。”而给他的人生带来最大影响的，“还真是清华人常提的那两句话，厚德载物和行胜于言。”

       在做媒体的20年里，厚德载物告诉他：社会的确很复杂，但成功的道路其实很简单，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问题。“我认为啊，最好的状态在于‘诚’，这是我理解中的‘厚德’。”而当他开始做公益，他眼中的“诚”不再只是对人对事的真诚，还有真实面对自己的内心。“当你真实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一大群志同道合的人。”

       做媒体人时，刘新宇觉得自己是社会的“高级旁观者”，以理性人的状态向读者呈现社会。当他转向公益，他找到了“行胜于言”的最好注脚——“我现在成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其中一个行动者。”在他看来，母校带给他的最大影响就是在选择和行动的过程中“给了我非常大非常大的背书。”

       想象着如果再经历一次大学生活，刘新宇会选择一个切口更小的方向——建筑系。“我对建筑有情结，觊觎了很久啊！”刘新宇笑着咬了咬牙，“当时不会画画而且视野很小，觉得专业嘛，随便报就行。”当年的他像一匹骏马，跑过了所有的道路，“但是终点却和这些道路无关。”他想着，如果当年能够把理想的宽度缩小一点，理想的高度和深度会更大。

       刘新宇羡慕现在的学生们，他们的世界是一片草原，而他们在大学之前就看过了这片草原。他提醒学弟学妹们在选择方向时不要太功利、太物质。“必须去跑，去看这片草原，但是这样的过程应该在大学之前就能完成，这样的话就更加确定自己的理想，跟着内心走。”